《黄帝内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思考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角度，论述《黄帝内经》的学术地位及其成书背景，并从成编的时代背景， 成书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医学背景等方面予以多维度的审视。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虽然是一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健康医学奠基之作，但其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却有着任何一部古代著作都无法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想深刻回答《内经》是一本怎样的书，就得从其医学地位和文化地位两个维度予以思考。
（一）内经的医学地位
就《内经》的医学地位而言，是我国现存最早、地位最高的中医理论经典巨著，是我们的祖先对全人类健康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传承的医学主旨，是以人类的健康为前提，无论是未病之先，已病之中，还是疾病之后，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机体的和谐与康宁，因而将其称为人类的“健康医学”。自其问世之日起，就被尊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
该书包括《素问》9 卷 81 篇和《灵枢经》9 卷 81 篇两部分，合计 18 卷 162 篇。其内容是托黄帝及六位属臣之名，以问对的方式讨论了生命科学的相关内容，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展开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相关讨论。之所以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是因为其运用了古代多学科知识分析和论证了生命规律，从而建立起了人类健康为中心的中医学理论体系，使中医学成为一门以健康为中心的具有特殊科学内涵和思维方法的分支科学而独立于世界医学之林。其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巨著， 是中医学理论与防病、治病技术的源头，主要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其汇编成册并以《黄帝内经》的名谓出现，则是在西汉中晚期。据班固编纂的《汉书·艺文志》所载，当时还有《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等七部医学典籍，史称“医经七家”。由于其他六部均已失传，唯有此一书传世，足见其珍贵。中医药学虽然有“四大经典”之说，但是除本书之外的《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三者不但较晚成书，而且在所建构生命科学知识的影响力方面，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自其问世至今的两千多年以来，历代医学家都是以其为理论源头，运用其中创造的哲医结合的知识体系，在运用中国传统的系统思维构建的医学原理及发明创造的各种诊疗技术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实践、探索、创新，促使中医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因此说，一部雄伟壮阔的中国医学史，无处不体现着《黄帝内经》的烙印；异彩纷呈的众多医学流派， 无一不是以《黄帝内经》为其理论的渊薮；古今无数具有卓越贡献的大医学家，或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 或者在防治疾病方面取效如神，究其成功之路，莫不以《黄帝内经》的学术思想为其本源。
（二）内经的文化地位
就《内经》的传统文化地位而言，虽然是一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汇集了汉代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科学知识研究成就的具有集成性质的巨著，但其中运用了汉代以前的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心理学、体质学、历法等多方面的理论成就与方法来揭示生命奥秘，探索生命规律，基本反映了此前的科学成就，并且赋予了西汉以前哲学以医学内涵。所传载的知识将汉代以前人文科学与生命科学知识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形成了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医学知识体系。尤其是赋予了此前形成的精气、阴阳、五行、神论、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以鲜活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并使之趋于系统。因而，但凡谈论汉代以前的古代哲学时，不读是书是有缺陷的。
《内经》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蕴涵了丰富的先秦诸子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之学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黄帝内经》理论发生的重要文化背景。例如道家思想中的道气论、辩证思维；儒家的治国方略、“以和为贵”“过犹不及”等观念；法家以“法”治事及灵活处事原则；墨家“三表法”观点； 名家论证“合异同”“离坚白”所用的取象类比思维；阴阳家的阴阳观、五行观；杂家兼收并蓄、反对迷信，以及用药如用兵思想等，对其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均有深刻的影响。其虽然成编于《淮南子》《史记》之后的西汉中晚期，但其理论与先秦诸子之学几乎是相伴发生的，其学术思想乃至遣字用词都深受诸子之学的影响，所以有“《黄帝内经》一书，闻气坚削，如先秦诸子，而言理该（赅）博，绝似管、荀，造词质奥，又类鬼谷”的评价（祝文彦《庞府堂华》）。
《内经》保存了汉以前语言文字的表述特点。语言文字是知识的载体并加以传承，自然科学知识的语言文字表达与人文社科知识的语言文字表达虽然不能截然区分，但却有着显著的差异。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学科知识的语言文字表达必须以写实为主要的修辞方法，同时又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社科知识的大背景，所以其中的语言文字，既有古代汉语言文化的共性特征，又有其医学内容的个性特质，《黄帝内经》在这方面是最为显著、最为独特、最具个性的。
因此，《内经》虽然是一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健康医学奠基之作，但其在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却有着其他任何一部古代著作都无法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的本原文化由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延续至今，《内经》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遗存，如“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法”“北斗历法”即是。所以，但凡谈论中华民族本原文化的时候，本书应当是不可或缺的参阅文献。研究国学就必须对中华民族本原文化有所认知，《内经》则是很好的切入点。
《内经》作为地位尊高的鸿篇巨著是怎样成书的？在思考其成书的背景时，则要从成编的时代背景、成书的文化背景、成书的社会背景、成书的医学背景等予以多维度的审视。
就其成书年代而言，虽然有成书于黄帝时代（约5000 年前）说、成书于春秋战国说、成书于秦汉之际说、成书于西汉说等，但晚近的研究的结果并趋于一致的看法认为，其成编于西汉的中晚期，确切地说，是在《史记》成书（公元前 91 年年底至 90 年初）之后至《七略》成书（公元前 6 年）之前的时段。
如若就其内容的形成而言，大部分内容是春秋战国时代医学经验的纪实和总结，也有一部分内容是成书以后补充了东汉后期的医学研究成就，例如“五运六气理论”内容（不包括《素问》的两个“遗篇”）；也有认为成书于西汉的中晚期，晚近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其学术思想、社会背景、语言修辞特点、所载内容的科学技术水平、相关的考古发现（如长沙马王堆考古、敦煌考古等）及人文现象等多学科、多角度研究考证，从而得出了《内经》是中国古代医学理论文献的汇集，其主体部分汇编成书应在西汉的中晚期，大约在公元前91 年～公元前6 年的近百年之间。因为司马迁记载汉初名医淳于意（仓公）的“诊籍”26 例（共计 29 例，扁鹊 3 例，淳于意 25 例，还有议论 1 例），以及公乘阳庆传给仓公的一批“禁方书”名与《内经》所引古医籍名有相同者，但独无《内经》之名，可见其成书不可能早于《史记》。其成书的时间下限即刘歆奉诏校书时所撰的《七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专著， 医药类属于其中的“方技略”，这部分内容由当时朝廷侍御医李柱国负责编著，时间是在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即公元前 26 年），说明此时《内经》十八卷本已经成编问世，并著录于刘歆的《七略》之中。由此可知，其成书年代应当在《史记》成书（作者出狱之后，于公元前 91 年完成了《史记》的编纂）至李柱国校医书完稿（公元前 6 年《七略》问世）的近百年之间。
（一）西汉社会背景对《内经》的影响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 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在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 同样也为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发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繁荣的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化是其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因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本书为何以“黄帝”命名的理由了。
（二）西汉文化对《内经》的影响
《内经》主要内容的建构主要汲取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其理论体系也无疑会受到秦汉诸家思想的影响，至于这一时期的“重生”“重民”“重阳”“重土”“天论”“天人合一”政治理念，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重要著述的文化成就，都会在其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该时段的天文历法研究成果，更是其理论构建时必须吸纳的基本材料。
《淮南子》全面继承了杂家的学术思想，融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于一炉，全面地将生命科学的相关知识渗透于对诸子思想的阐释，为《内经》理论的构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梳理了先秦诸子思想，按其学术体系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首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其六家之说，不仅对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也为西汉末期刘向、刘歆给先秦诸子十家的分类奠定了基础。先秦阴阳、儒、墨、名、法、道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对《内经》生命科学理论的构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在其字里行间俯拾皆是。《黄帝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 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浸润并渗透于其中，糅杂于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 构建医学体系。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 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为何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淮南子·诠言训》），这是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年间确立“民本”国策的思想基础。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这也是能凸显文景时期文化和思想特征的重要文献《淮南子》和汉武帝时期的《春秋繁露》中载有大量的医药学知识和丰富的养生知识，表现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的理由。《内经》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成书，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民本”思想在其原文中也有所体现。
《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春秋繁露》于《循天之道》中专论养生等，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黄帝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及其成书的，所传载的全部医学和语义学有关的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体现。其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构建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 成书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其成书，这一思想一直传承至今。
“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给予“天”以明析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北宋邵雍注疏语）的内涵界定。若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的自然存在，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 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地秉承了这一旨意，如仅仅就其中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天元纪大论》，《灵枢经》的《天年》《通天》等篇无不如此。在其中 588 次涉及“天”之论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学领域而赋予其特定的医学内涵之外，别无其他意涵。
西汉时期“重土”思想与西汉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 故当时文化界的著书立说多托名于黄帝。董仲舒更是这一思想的极力倡导者，在他的著述中力主以土为重的理念。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黄帝内经》充分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如《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脉以胃气为本理念的建立，《素问·玉机真脏论》“胃为五脏之本”观念的发生，《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胃与五脏六腑、与全身密切相关的理论等，无不与“重土”思想有关。
“重阳”思想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这一思想充斥于《春秋繁露》。《内经》秉承了“阳为主阴为从”的“重阳”理念，运用于医学体系之中，故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素问·生气通天论》）之说，明确地指出了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阳气盛衰寿夭观念”；并由此产生了阳气昼夜、四季盛衰规律，总结出了阳气所具有的温煦机体组织，抗御外邪侵袭，主持气化开合，维系阴阳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重阳”思想也成为后世医家重视阳气理论的源头，是明代“温补派”，以及现代“火神派”“扶阳抑阴”治法创立的依据。
西汉时期的思想界十分重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刘安还是董仲舒都是如此，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事与天地相参”的天人相应论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皆禀一气而生，在天人同气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天人同构理论，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的观念， 指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间，和自然界万事万物是息息相通的，其所构建的生命科学内容及其基本特点与此精神基本一致。
（三）西汉主要文献对《内经》的影响
《淮南子》的内容全面影响了《内经》理论的建构和成书。如“兼收并蓄”治经理念成为其理论建构的重要思路；秉承先秦道家宇宙观的本体论，认为宇宙万物同源于气，气是宇宙万物生成本原，“道” 是宇宙万物运动变化的共同规律，在此大前提之下，也以“道”以“气”论述人类生命活动；在气、阴阳、五行哲学思想之下解释相关现象，其中包括人类生命活动，这些内容都与其中的生命科学理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其中有关养生、病证（7 类 59 种病证）、治疗，以及药物 50 余种（专讲功效的 20 多种）的内容，不但反映了西汉早期医药学成就，也说明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对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医学理论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 。
《春秋繁露》82 篇，运用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形体大致构造、某些生理机能、脏腑形体关系、形神关系的认识，言思想、言文化、言治国、言治事、言治人。其中宣扬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观点， 运用精气、阴阳、五行等世界观和方法论阐释治国方略的、社会的、伦理道德的，及生命科学的等相关道理；专章讲述养生内容，较全面地勾勒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养生的认识。作为影响汉武帝及其朝野思想的《春秋繁露》，也就很自然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医学成就，也可以从中窥视到此后成书的《黄帝内经》生命科学理论构建的相关背景。
《内经》成书虽然晚于《史记》，但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仅仅 29 个医学案例约 1.1 万字的内容， 就与其中征引医学文献名谓、行文格式、问对体例、医学术语、精气- 阴阳- 五行的哲学思想、疾病传变规律、“治未病”理念、“病人为治病之本”的观念、用“整体观念”阐述医学知识、10 岁的年龄段划分、重视“胃气” 在疾病预后变化中的意义、“杂合以治”的治病理念等 12 个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根据其中所传载的医学信息，提示司马迁及其此后时代的医学成就已经为《内经》理论的构建和成书奠定了充足的文化基础、哲学基础、思维基础、方法学基础，尤其是构建医学理论时所必须的临床实践基础。只要认真地研读其中的内容后就有一种可以从中找到《内经》的影子之感，紧随其后的几十年成书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西汉天文、历法成就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例证予以审视。就天体的结构而言，《内经》原文蕴涵有西汉以前的三种宇宙结构模型，即盖天说（《灵枢·邪客》）、浑天说（《素问·五运行大论》）， 宣夜说（《素问·六节藏象论》《素问·天元纪大论》）等。
有关二十八宿的内容，如《灵枢经》的《五十营》等篇，尤其是《灵枢·卫气行》之“天周二十八宿， 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为纬，虚张为经。是故房至毕为阳，昴至心为阴。阳主昼，阴主夜”， 解释人体营气卫气昼夜循行规律。还有《素问·天元纪大论》，与西汉时期所言皆同。关于“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的记载，是对计量日月运行的表述，关于太阳运行一度，月球运行十三度又十七分之九度的认识，《淮南子·天文训》与《素问·六节藏象论》的表述完全一致。
正月建寅的历法规定最早见于夏代，西汉时期沿用了这一历法模式。古人发现，北极星的相对位置基本不动，斗纲始终指向北极星并以此为圆点作圆周运动，一昼夜循行一周，一个太阳回归年循行一周。为了计量一昼夜的不同时辰、计量一年的不同时节阶段，于是就在天球宇宙建构观念和北斗七星的天文背景之下，将十二地支（又称十二辰）、十天干沿天赤道从东向西将周天进行等分，并与二十八宿星座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斗纲指向时空区位的天象观察，就可对相关节令月份予以计量，这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了完整记载，这是正月建寅发生的天文背景，与汉武帝于太初元年颁行的《太初历》是一致的，也是《黄帝内经》中应用的历法制式。
《内经》所引的古文献大约有 50 余种，其中既有书名而内容又基本保留者：有《逆顺五体》《禁服》《脉度》《本藏》《外揣》《五色》《玉机》《九针之论》《热论》《诊经》《终始》《经脉》《天元纪》《气交变》《天元正纪》《针经》等 16 种；仅保存零星佚文者：有《刺法》《本病》《明堂》《上经》《下经》《大要》《脉法》《脉要》《揆度》《奇恒》《奇恒之势》《比类》《金匮》《从容》《五中》《六十首》《脉变》《经脉上下篇》《上下篇》《针论》《阴阳》《阴阳传》《阴阳之论》《阴阳十二官相使》《太始天元册》《天元册》等 26 种。正缘于此，才说《内经》的成书是对我国上古医学的第一次总结， 是仅存的西汉以前医学的集大成之作。
总之，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相关的特定背景，更何况关乎到中国人健康事业的《内经》成书这一重大事件，其出现也不例外，是我国先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结晶，也只有在这个中国第一个政治稳定、国民经济富庶、思想文化繁荣的西汉王朝的大背景之下发生 。
艾叶